亲外甥投奔曾国藩，中午吃饭时做一动作，曾国藩立马将其遣送回乡_湘军_一个人_成功

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，他不仅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而闻名，还在国家危难之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他组建的湘军，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并配备了西洋火炮，帮助清朝抵御太平天国的侵袭。作为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，他还积极推动洋务运动，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。

然而，提到曾国藩，很多人更为熟知的却是他那本影响深远的《曾国藩家书》、他的识人之术以及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扮演的精神偶像角色。曾国藩的成功无疑与他独到的用人之道密切相关。他非常擅长观察一个人的潜力与品性，不仅依靠经验与直觉判断，还毫不犹豫地摒弃那些亲疏远近的情感因素。即使是自己的外甥，如果他认为不合适，也会果断地将其送回家乡。

曾国藩生于嘉庆年间的湖南长沙，家庭虽不富裕，但也过得相对宽裕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他从小便得到了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教导。5岁时开始启蒙，6岁便进入家塾学习。他并未辜负家庭的期望，在道光十二年就考中秀才，随后连连中举，最终通过科举进入仕途。

虽然曾国藩在进士考试上并未一帆风顺，考了两次才成功，但他的仕途却异常顺利。凭借才干和努力，他深得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青睐，也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。道光二十六年，他便升任内阁学士，加礼部侍郎，官运亨通。至道光三十年，曾国藩已经晋升为工部左侍郎，位列二品，十年内他七次升迁，成功连升十级，足见他政坛的顺风顺水。

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爆发，清朝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尽管清政府调集了八旗军、绿营军等多方力量，依然无法有效遏制太平天国的扩张。为应对这一局面，清政府发出了奖励团练的命令，鼓励地方地主组织武装力量以抗敌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曾国藩在湖南组织起了名为“湘勇”的地方军队，这支队伍最终被称为湘军。

湘军的指挥层大多出身书香门第，和曾国藩一样，他们崇尚程朱理学，强调学以致用。为了使湘军能够有效对抗太平军，湘军的领导者们自始至终都在考虑如何引入先进的西洋武器装备。为了筹集资金，曾国藩采取了出让功名、卖官鬻爵等办法，终于在咸丰四年建立起了拥有1.7万人、配备数百门西洋火炮的湘军。

此后，曾国藩发布了《讨粤匪檄》，亲自率领湘军出征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。湘军不仅为清政府收复了失地，还成功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，为清朝政权立下赫赫战功。

然而，曾国藩的最大贡献之一，不仅仅是在军事上，他还在近代化改革上有着非凡的眼光。早在咸丰十年，他便提出要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”的观点，并在同治元年设立了内军械所，委托徐寿等人制造轮船，迈出了中国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第一步。最终，这一尝试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——“黄鹄号”。

同治六年，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造船所，尝试制造舰船，意图借此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。然而，由于经费问题，这一计划未能顺利实施。总体而言，曾国藩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成绩显著，他在军队武器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上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深远影响了后世，黄兴、蔡锷、张之洞等人都深受其影响，并模仿其治军策略。在民国时期，蒋介石曾提出“效法曾胡”的口号，甚至毛泽东也认同曾国藩的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的观点，并将其精神融入了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曾国藩的治军思想，确实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然而，作为一位国家栋梁，曾国藩的识人之术同样令世人称赞。左宗棠便曾在《江忠烈公行状》中提到，曾国藩对江忠源的判断几乎是准确无误的。尽管江忠源当时有着赌徒与风流的恶习，许多人对他并不看好，但曾国藩却认为他必定能为国立下赫赫战功。果然，江忠源为国捐躯，死后被追赠为忠烈，这一事例也印证了曾国藩的慧眼识才。

此外，曾国藩在李鸿章创立淮军时，也展现出了卓越的识人能力。他曾建议李鸿章观察每个求职者的行为细节，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来判断其是否合适。某次，李鸿章与曾国藩一起悄悄观察一名候选人，发现他认真翻阅《史记》，而且沉稳内敛。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判断此人为可用之才，结果这个人就是后来为保卫台湾立下赫赫战功的刘铭传。

有些人误以为曾国藩通过“相面”来识人，但事实上，他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气魄、精神和品性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的端庄、谦逊、做事有始有终以及心怀济世之心，才是识别一个人的根本标准。曾国藩尤其关注人的眼神、言行举止。他相信一个人的眼睛能透露出内心的诚实与善恶，而举止与姿态则能表现一个人的品性和风度。

他还总结了一些识人诀窍，比如：观察一个人的气场、手掌、脚筋等细节，来判断他是否有领导力、决断力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。这些方法虽说有些偏重于细节观察，但在曾国藩的用人实践中，确实屡屡得到验证。

尽管曾国藩在识人和用人方面可谓极具智慧，但他依然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，甚至因此害了自己的女儿。在曾国藩的早期生活中，他曾与袁芳瑛有着深厚的友谊，并且为维护两家名誉，将女儿曾纪静嫁给了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。尽管曾国藩知道袁榆生品行不端，但仍为名声考虑，最终选择成全这桩婚姻。婚后，袁榆生沉溺于花天酒地，而曾国藩却因为自己的礼教观念，无力挽回这一悲剧。最终，曾纪静未能忍受丈夫的荒唐生活，年仅29岁便郁郁而终。这一悲剧不仅暴露了曾国藩过于固守礼教的思想局限，也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